特拉奥雷 法式警暴：“弗洛伊德之死”的法国镜像与义愤之外的复杂面向

2001年的“法式浪漫”电影经典之作《天使爱美丽》和警察暴力有什么关系？答案或许是：出演女主角男友的马修·卡索维茨，虽然片中一副不谙世事的蠢萌模样，其实早在此前六年，就执导了一部极度硬核的社会写实题材影片《仇恨》，用凌厉方式直面法国1990年代的警察暴力与郊区青年问题，由此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影坛地位。

而在《仇恨》面世24年之后，另一部同样题材、和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同名的电影作品再次在法国热映，这种接续关系昭示出：在法国，警察暴力和郊区青年二者相互纠缠的冲突不是新鲜事物，而是一个绵延数十年的陈年痼疾。这种背景也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今年5月25日发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弗洛伊德之死”会在法国激起如此之大的反响。和席卷欧美的环保运动一样，它必然击中法国自身的某些痛点。在五六月间的运动高潮过后，欧美的“警察暴力”似乎也从一度被千夫所指的尴尬局面中暂时得以喘息。然而，复盘近年来法国的警察暴力现象，不难发现，和美国相比它有着不遑多让的复杂面相。作为现代社会的痼疾，它在短时间内恐怕难以消除。

舒维亚之死

早在今年5月美国“弗洛伊德之死”事件之前，法国已经发生一起手法极为相似的警察暴力致死案件。但因为没有“弗洛伊德之死”那样的激烈且戏剧性的媒体呈现，而且缺乏种族冲突维度，只引发了有限的反响。即便如此，仍不失为法国警察暴力现象的最新例证。

1月3日，42岁的送货员塞德里克·舒瓦在距离埃菲尔铁塔不远的布朗利河畔路上开车时，骑着滑板车，被执勤的警察拦下检查自己的车。这原本是一项正常的例行任务，但最终却牺牲了一条人命。

为什么舒维阿会被拦下？一种说法是警员认为他的摩托车号牌有污损，另一种说法则是警察认为他当时手里握着电话。根据《世界报》等媒体在事发后五个月获得的现场录音证据，舒维阿被拦停后，双方起初言辞还算正常，但已经带有火药味，随后剑拔弩张，演变成一场争吵。舒维阿指责警察“就喜欢给人开罚单，这就是你们的工作”，并且骂警察是“小丑”“脱了警服你们什么都不是”，而警员也不甘示弱，其中一人用颇为粗鄙的脏话回骂舒维阿。

现场视频显示，情绪激动的舒威阿用手机向这名警察近距离射击，被后者推开并威胁要逮捕他。字与舌的争执逐渐演变成肢体冲突。最后，舒威阿被三名警察用“用手铐抵住地面”的手法按在地上，并被戴上手铐。在这个过程中，舒威的喉咙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从录音中可以听出，他在二十多秒内喊了七声“我无法呼吸”，然后陷入昏迷，这和弗洛伊德事件中的“我无法呼吸”非常相似。

在医院里弥留近两天后，舒维阿于1月5日凌晨去世。后来的尸检结果显示，他的主要死因是心脏病发作，但同时伴有喉部折裂引发的窒息。这明显是遭受贴地反铐和锁喉时的后果。因此连法国时任内政部长卡斯塔内都无法护短，承认此事性质严重，将予以“完全透明”的处理。

阿达马·特劳雷之死

虽然“舒维阿之死”和“弗洛伊德之死”在发生时间和媒体呈现方式上更为接近，但这一波BLM运动蔓延到法国后，与“弗洛伊德之死”遥相呼应、形成更大声势的，反而是法国四年前的一桩旧案——“阿达玛·特拉奥雷之死”。这其中有后续事件的发生时机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其中的族裔因素：相比北非裔的舒维阿，来自马里的非裔特拉奥雷更容易嵌入到BLM语境当中。

2016年7月19日，当时24岁的阿达马·特劳雷和他的哥哥叶鬼从巴黎北郊珀山的一家酒吧出来，被两名便衣宪兵拦住，要求检查身份。后者最初以涉嫌暴力勒索钱财的叶鬼为目标，但阿达玛逃跑了。据兄弟俩的家人说，这种反常行为的原因是阿达马没有带身份证件；据宪兵称，事后在阿达马发现了1300欧元现金和一袋大麻。

随后的逃跑过程，如今只能从宪兵方面的叙述来了解：阿达玛曾两度被宪兵抓住，但两度逃跑，后来宪兵在阿达玛的住处找到他，经过激烈搏斗后用“贴地反铐”方式将其制服，在此过程中阿达玛说自己“喘不上气”，而在被带回到宪兵队的过程中，他出现行走不稳、小便失禁等发病症状，急救人员到场后，发现阿玛达仍然戴着手铐，脸朝下倒在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

在阿达玛死亡的第二天，地区检察官宣布阿达玛患有“多器官严重感染”并引发“心脏病”，但没有遭受暴力，并避免谈论前两次尸检中提到的窒息症状。尸检报告没有给出窒息的原因，但一名宪兵曾告诉调查人员，当殷虹婷因“用手铐抵住地面”被捕时，三名宪兵将他踩死。殷虹婷的家人认为，正是这种逮捕方式导致受害者窒息而死。

随后，宪兵队和阿达玛家属两方展开漫长的证据和真相之争。最初的专家鉴定报告认为阿达玛有心脏病；而2017年6月的专家鉴定则认为不能确认有心脏病，相反有急性窒息情形；2018年的另一份报告为宪兵撇清了责任，认为阿达玛的死亡是基因缺陷、镰状细胞性贫血、炎症等多种病症在大麻影响和压力和剧烈活动作用下的综合结果，在这份报告影响下，司法当局结束预审调查，草草结案。而2019年3月由阿达玛家属邀请的专家则出具鉴定结论，倾向于认为“机械性窒息”是死亡原因，由此，调查重新开启，并于2020年5月29日公布了新的专家鉴定结论：阿达玛不是死于体位性窒息，而是心源性水肿，再次为宪兵撇清了责任。

这个鉴定结论的时间已经是5月25日“弗洛伊德之死”事件之后，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随后，阿达玛的家人再次发表了立场相反的专家鉴定，认为心源性水肿的原因是体位性窒息，体位性窒息的原因是宪兵在逮捕阿达玛时采取的“贴地手铐抵住膝盖”。结果双方对立起来，在弗洛伊德去世的背景下，矛盾激化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6月2日和13日，数万名抗议者无视当局发布的防疫聚众禁令，连续两次在巴黎集会示威，并发生小规模的暴力冲突，而外省各大城市也声援响应。美国的“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全球性BLM运动，在法国以舒维阿之死、阿达玛之死等一系列事件作为本地支点，一时酿成浩大声势。

比义愤更复杂的方面

与美国的“弗洛伊德之死”相比，法国的这两个标志性事件在整体趋势上高度相似，但同时也不乏其自身的独特性。

从《世界报》和Mediapart网站今年6月披露的信息来看，“舒维阿之死”其实具有相当大的偶然因素：据现场录音分析，情况并非一路恶化到出人命的地步，冲突曾经三度缓和，双方即将收手，但都因为口头上的挑衅而重新激化。例如其中一次是警员让舒维阿把摩托车号牌擦干净就可以走了，但后者坚持要求对方说“请”才行，于是争吵重新升温。舒维阿并不怵警察，言辞中颇有攻击性，他骂警察是“小丑”“可怜虫”，还声称“你真以为我会怕你们”“有人打破我的头，我就把他的脑袋拧下来扔在路上”，以至于警员反问“你是在威胁我们吗？”舒维阿反呛称“不是……但看好你们的脑袋”。

同样，在通常意义上，殷虹婷·特拉奥雷也不是“无辜的”:他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因轻罪在监狱服刑，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刚刚从监狱获释；他还被指控在狱中强奸同性；他在事发当天两次被抓，两次被暴力逃脱，因此被宪兵队视为极度危险。

于是，如果说美国版本的“弗洛伊德之死”中，受害者的过错尚属次要因素的话，法国这两起事件则更凸显出警察暴力中的“完美受害人”问题，而且和性侵问题中的相关因素类似，它会反过来影响公众和法官对归责的判断——警暴事件受害者的过错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警察暴力”这一事实的成立？如果受害者自身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并且使用暴力手段，能否反过来证明警察所采取手段的正当性？警察行事准则中的“绝对必要”原则，是否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同样，这波“警察暴力”抗议中提到的“史蒂夫之死”也提出了这个问题。2019年6月21日音乐节期间，法国南特郊外的活动，一直到凌晨4点才结束。警察介入并要求停止播放音乐。大部分DJ按照命令停了下来，但有一个DJ拒绝服从，播放了一首以反警察为主题的歌曲。观众向警察扔杂物，导致冲突加剧。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并殴打人群，导致一些人从未受保护的河堤掉入卢瓦尔河，其中包括24岁的史蒂夫，他被宣布失踪，直到一个多月后他的尸体被发现。

之所以提出警察暴力中的“完美受害人”问题，并不是要为警方“洗地”，证明受害者咎由自取。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划清界限，表明即便受害人存在过错——甚至是暴力性、攻击性的过错，也仍然不能免除警方的责任。这正是为了避免落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窠臼，由于受害人的前科、瑕疵或是失误，而遮蔽了权利和权力的精确界定以及体制的改进可能。

警察暴力？警察暴力？与警察有关的暴力？

在“舒维阿之死”发生后，法国前任国家警务总监莫尔万曾为警队辩护说，“警察暴力”这个词用法不妥，确切地说应该是“警察的暴力”。

表面上看，这种像书一样说话的方式毫无意义，但莫文的说法其实还有另一层深意:他将这种暴力行为个人化、具体化，从而将责任转嫁给执法人员:个人可能犯错，但制度不被批评。《世界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为这些不良行为遮羞布”。

事实上，这种区分也正是法国政府和警方面对批评的一贯立场，即具体执法人员或许有过失，但作为整体，警方从不“纵容”暴力，也不接受被污名化。从警察工会、警务总监到内政部长，这种立场一以贯之。前任内政部长作为“头号警察”，固然责无旁贷地维护本部门，而新任总理卡斯泰上台伊始，最具象征意义的举动，就是在万事尚无头绪时，突访巴黎郊区小城警察局，为警员加油打气。甚至连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3月的“大辩论”活动中也明确表示，不要再说“警察暴力”，这个字眼是“无法接受的”，这一表态被许多人视为体制的终极性背书。

法国左翼社会学家拉格斯内也反对“警察暴力”一词，但理由恰恰相反:因为它会导致人们关注暴力行为，让人觉得只有锁喉、殴打和枪击才是暴力，而忽略了其他那些违法行为。在他看来，“作为一种制度，警察本质上是暴力的”“或者我们说不存在‘警察暴力’这种东西，因为警察等于暴力；要么我们说只有警察暴力，没有别的。”

作为激进左翼，拉加斯涅当然可以对现状予以“大拒绝”，并把一切和警察相关的暴力事件都囊括其中，但作为具体处理社会矛盾的指向，却无法这样洒脱。不仅警察个体的暴力行为如何归责于体制，需要清晰而有力的论证；另一方面，是否一切引发伤亡的事件，都可以归咎为“警察暴力”，同样需要论证。一个例证就是2005年引发巴黎郊区大骚乱的起因，是两名少年为躲避追捕误入变电站而触电身亡。两名涉事警员事后被起诉，但法院于2015年判决其无罪。当事人家属和民权人士固然可以从策略角度将其归入广义上的“警察暴力”，但从法律推理角度而言，这种意外事件显而易见无法与“贴地反铐”致人窒息死亡等量齐观。在这个问题上，“政治正确”并不能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现实出路。

法式警暴：反恐、种族、黄马甲、极右的纠缠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就像弗洛伊德之死所反映的美国种族问题一样，法国警察暴力问题的背后，也是多重社会问题的沉淀。

法国正式的警察暴力数据从2017年才开始统计，但自从第五共和建立之后，相关事件其实一直备受指摘，最典型的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1961年10月17日，巴黎警方对抗议宵禁法令的阿尔及利亚侨民进行血腥镇压，死亡人数迄今仍无定论，根据不同口径约在40-300人之间。此后，“警察暴力”的指责一直存在，尤其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标志性的警暴致死事件。

长期以来，法国的警察暴力现象往往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恨》和《悲惨世界》自然是在这个框架下推出的。在上述“舒维安之死”和“特劳雷之死”中，当事人均为少数民族；2017年“黑人青年Dio用警棍捅到肛裂”引发骚乱的事件也是少数。在法国警方的日常检查对象中，北非裔和非洲裔的年轻人比例异常高，是外界诟病的话题。

然而，即便是“选择性临检”的批评者，也很难从平等原则出发，要求警方一视同仁，对怀疑对象按照其族裔占总人口比例来均衡分配。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宗教、历史和文化的关系，这两个族裔中的成员趋于激进化的风险要明显高于其他族群。在近年来法国频繁遭受恐怖袭击的背景下，警方的力量投入无疑会压倒性地侧重于他们眼中的高风险人群，外界诟病归诟病，却很难拿出可行的替代性方案——尽管从微观层面来看，粗暴且过当的暴力措施，反而会加剧反体制、反社会的极端倾向。

2018年底，“黄马甲”社会运动大大超越了传统的民族界限，将警察暴力这一话题前所未有地带入舆论的聚光灯下。一方面，由于运动本身的“权力下放”，警方无法像以前处理工会运动那样找到明确的对话者和参与者。此外，运动初期的巨大势头，加上示威期间暴力事件频发，导致法国警方大量使用LBD球枪。虽然这种武器是非致命的，警方也有标准的操作程序，但近距离使用仍可能对示威者造成致盲或断肢等严重伤害甚至死亡。2018年以后。LBD球枪已经成为“警察暴力”无可争议的象征。

另一方面，随着今年来法国警务改革和预算吃紧，警察工作压力加大，“生无可恋”频频自杀俨然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话题。而从警力配置上，传统警察的管控社会冲突职能被淡化，类似“反犯罪大队”等专业性单位越来越多地作为镇压工具介入到社会冲突当中，同时也更倾向于采取“果断”措施来震慑对方，而不是管控并化解冲突。

于是有学者悲叹：“业余的示威者和业余的警察，这是悲剧所在。”

于是有学者感叹:“业余示威者和业余警察，这就是悲剧。”

2019年，负责警务督察的国家警察总监署针对1460项违法事件展开司法调查，比2018年大增23.7%，其中涉及警察暴力的案件达到868起，占全部数量的六成，相比上一年增幅达41%。从中不难看出看出黄马甲运动对于警察暴力现象的刺激效果。

出于对警察暴力的同样呼吁，由殷虹婷·特劳雷家族成立的“为殷虹婷寻求真相”组织公开宣布支持黄背心运动，黄背心运动中涌现出的许多领导人物，包括因LBD球枪失明的罗德里格斯，也参加了支持殷虹婷的示威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之死”在法国引起的反响，可以看作是本土民族冲突和社会运动陷入低潮后的共同反弹。

针对警察暴力的泛滥，一个常见的批评是法国的宪警体系脱离政府监控，我行我素，尤其是警察工会对任何限制警权的措施都持保守且敌视的态度。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右派的戴高乐主义者，还是左派的社会党人，抑或声称走“中间路线”的马克龙政府，都无法轻易地同军警部门进行切割，否则会陷入体制的自我瓦解。

在这一点上，不同的思想体系往往导致同一个目标:在非民主制度下，军警部门肯定是维护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支柱；在民主制度下，军警和公共部门不仅是行政管理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党轮替过程中的重要选票。在法国近年来极右势力迅速崛起的背景下，如何安抚和应对原本立场已经非常正确的宪兵、宪兵等强势部门，是马克龙必须面对的考验。

针对法国宪警“暴力”和“种族主义”的指责，极右派的国民联盟和中右派的共和党都纷纷为警方站台背书，马克龙政府为了同右派争夺这一部分票仓，显然也不可能认可“警察暴力”这一标签，这也正是前述马克龙本人表态拒斥这一概念的深层用意所在。

无论汇聚了当下多少难题，警察暴力仍然需要在政策高度得到反省，正如《民主政体下的警察》一书作者、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罗歇所说，“对警察进行控制的机制，根源于政治精英如何看待人民的方式……暴力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纵容或鼓励，区分了深层的民主和肤浅的民主。前者比后者更好地保护公民权利，而后者则更好地保护警察杀戮或伤害的权利。”这恐怕不仅是法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几乎所有国家面临的挑战，无论是美式的“我们人民”，还是法式的“共和万岁”，都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