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 从马尔萨斯陷阱到工业革命：人类的经济是如何走向大分流的

世界经济史的基本轮廓出奇简单，简单到可以用一张图表总结。在公元1800年以前，人均收入因社会或时代而异，但整体没有呈上升趋势。受到马尔萨斯陷阱的桎梏，技术进步带来的短暂收入提升最终一定会被人口增加所抵消。

因此，公元1800年普通人的生活并不比公元前10万年普通人的生活好多少。更准确地说，在1800年，世界上大多数人甚至比他们的古代祖先还要穷。有幸出生在富裕社会的人，如18世纪的英国或荷兰，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与石器时代的人大致相同。但是，大量的东亚和南亚居民，特别是中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几乎无法谋生，他们的条件可能不如山顶洞人。

经济史需要回答的三个问题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生活质量都没有进步。1800年，人们的平均寿命并不比狩猎和采集时长:只有30到35岁。石器时代人类的身高甚至高于1800年。石器时代的收藏家可以通过做少量的工作来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但是19世纪的英国人不得不一生努力工作来获得最起码的舒适。材料消耗的种类没有增加。一般收藏家的饮食、工作和生活远比1800年典型的英国工人丰富多彩，尽管当时英国人的餐桌上有许多茶叶、胡椒、糖等进口商品。

而且狩猎采集社会是平等的，各成员间的物质消费量相差无几。相反地，主导1800年代的农业社会普遍存在着不平等，少数富人使大众的收入更形短绌。简·奥斯汀或许描写过贵妇阔少享用下午茶时的优雅对话，但对1813年的英国大众而言，生存条件其实并未好过他们在非洲草原赤身裸体的祖先。

因此，按照最广义的物质生活水平，从石器时代到1800年，人们的平均福祉甚至下降了。在19世纪，只靠低技能劳动力生活的穷人，如果回到狩猎采集社会，可能会过上更好的生活。近两百年前发起的工业革命永久地改变了物质消费的可能性。一批受益国的人均收入开始持续增长。当今最富裕的现代经济，

比1800年平均富裕10至20倍。此外，到目前为止，工业革命最大的受惠者是低技术性工人。原本就很有钱的地主或资本家，以及受过教育的人固然从中获得丰厚的利益，但工业化经济最大的恩泽是留给了最贫困者。

然而，繁荣并不降临到每个社会。今天一些国家的物质消费远低于工业革命前的水平。马拉维和坦桑尼亚等国如果不接触工业化世界，保持非工业化，在物质方面会更加富裕。现代医学、飞机、汽油和计算机——这些过去200年丰富科技的象征——创造了历史上最低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些非洲社会仍然被困在马尔萨斯时代:技术进步只是增加了人口，并将生活水平降低到仅够“谋生”的水平。然而，现代医学已经将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物质减少到远低于石器时代的水平。一方面，工业革命缩小了社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它扩大了不同社会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个过程最近被称为“大分流”。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高达50比1。此时此刻的地球上，前所未有的财富和贫穷同时出现。

因此世界经济史引发三个彼此相关的问题：马尔萨斯陷阱为什么会持续这么久？为什么率先在工业革命时代逃脱陷阱的是英国这个蕞尔小岛，又为什么在1800年？随后为什么会出现大分流？本书提出对这三大谜团的解答—凸显三者关联性的解答。工业革命何以在当时发生，本质为何，又何以引发大分流，答案都可溯至数千年前，马尔萨斯时代的深处。过去的阴魂仍牢牢掌控着当今的经济。

有人认为这本书关注的是物质条件，过于狭隘，过于偶然，无法涵盖几千年来的各种社会变迁。工业化社会能进化成现代社会，物质财富必然只反映一小部分原因。

事实正好相反，有充分证据显示，无论在社会内或社会间，财富—唯有财富—是决定生活方式的关键因素。收入的增长会改变消费和生活方式，几无例外。当收入于工业革命时期开始攀升，就已撒下美国农民和制造工人于近年来先后没落的种子。

所以我不会因为关注收入而道歉。从长远来看，收入对塑造生活的影响比任何意识形态或宗教都大。要忠诚和真诚，上帝的意志永远不会像收入那样强大，因为收入巧妙地控制了我们生活的结构。

马尔萨斯陷阱：公元1800年以前的经济生活

之所以称之为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它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的洞察力，他在1798年的《人口论》中迈出了理解这一经济逻辑的第一步。

马尔萨斯经济中的经济策略与现今背道而驰—今日之恶为昔日之善，反之亦然。现代国家的劫难—战争、暴力冲突、混乱、歉收、破败的公共基础设施、恶劣的卫生条件—在公元1800年以前可是人类的好朋友。它们能减轻人口压力，提升物质生活水准。相形之下，今天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热爱的方针—和平、稳定、秩序、公共卫生、济贫—是繁荣的大敌。它们会促进人口增长，而使社会一贫如洗。

乍一看，公元1800年以前没有物质进步的说法是荒谬的。看看今天亚马逊雨林中的努卡卡人。他们赤身裸体，过着狩猎生活。他们的财产很简单；与乔舒亚·雷诺兹爵士1789年画的衣着光鲜的英国上流社会家庭Bratil相比，有没有可能当时所有社会的平均物质生活条件都是一样的？

但马尔萨斯模型的逻辑符合前工业世界的实证。尽管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少数权贵已过上富裕的日子，但1800年时，一般人的生活并不优于他们旧石器或新石器时代的祖先。

本书讨论的马尔萨斯理论也将揭示公元1800年前节育对物质条件的重要性。所有手头有完整生育水平记录的前工业社会，尽管方法不同，但都经历了生育限制的过程。因此，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多高于勉强生存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自工业革命以来，非洲的生活水平倒退了这么多。

死亡情形也很重要。而当时伦敦等城市的欧洲人很幸运，是一支能开心地蹲在自己的粪便上，居住在污秽地下室里的肮脏民族。由于卫生条件差，加上高度城市化及其衍生出的健康问题，代表收入必须要高，才能养活18世纪英国和荷兰的人口。相反地，清洁意识较高的日本人，就能够以少得可怜的物质来维系等量人口，而这也使他们注定必须以更有限的收入来维持生计。

以英国为例，我们将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展示在1250年至1800年间幸存下来的类别，其中经济成就强烈转化为生育效应——富裕家庭的孩子存活率是贫困家庭的两倍。在英国的马尔萨斯陷阱里，最穷的人的孩子差点死掉，家庭破碎。因此，前工业时代的英国是一个不断“向下流动”的社会。由于马尔萨斯经济的停滞，许多富裕家庭的孩子通常不得不离开强大的群体，在社会的下层寻找就业机会。手工业工匠的儿子成为工人，大商人的儿子成为无足轻重的小贩，大地主的孩子成为小地主。这些后来创造了经济活力的特征——耐心、勤奋、聪明、创新和教育——通过遗传和教育过程传递给了所有英国人。

工业革命

1760年至1900年间，欧洲社会发生了两件看似史无前例的事情，瓦解了前工业世界，这个世界平静如水，却占据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首先是工业革命。知识发展提高生产效率，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第二件事是人口结构的转变。生育率从上层开始下降，然后这种趋势蔓延到整个社会。人口的转变也使得工业革命的效率不再只产生越来越多还在贫困线上的人，而是惊人地增加了公元1800年以后的人均收入。本书的第二部分将考察这些变化。

工业革命及与其有关的人口转型构成了下列经济史领域的重要问题：为何在所有前工业社会技术发展都如此缓慢？为什么过了公元1800年却一日千里？为什么技术发展的副产品之一是生育率下降？最后，为什么不是每一个社会都能分享到工业革命的丰硕果实？

目前，对这些谜题只有三种既定的解释。一是把工业革命置于经济体制之外，比如政治体制的变革，特别是现代民主的推行。二是前工业社会处于稳定但停滞的平衡，一些冲击点燃动力，引领社会走向全新的动态平衡。最后一种解释认为，工业革命是马尔萨斯时代社会环境逐渐演变的产物:增长是内生的。按照前两种理论，工业革命可能根本不会发生，也可能推迟几千年。只有第三种解释暗示工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古典派学者的描述，工业革命是两种经济制度之间一段唐突的过渡时期，如图1.1所示，在短短五十年内，生产率的增速即从前工业时代的水平演进到近代的水平。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么就只有强调外来冲击或平衡转换的理论才可能说明工业革命的缘由。

对古典主义的描述也暗示了工业革命期间增长的驱动力是不同经济水平的重大技术发展，矛头再次指向制度变革或均衡转移。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能够通过观察公元1800年之前英国的制度或经济形势的变化，找出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因此，心中只有这种解释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纷纷投身于这个问题，但结果都是徒劳。

这种将工业革命视为“经济生活突如其来之裂缝”的传统思维经不起考验。有充分证据显示，在1200年至1800年之间，英国的生产率增速并未出现骤然提高，而是呈现不规则的波动。1600年、1800年，甚至1860年都有道理被视为马尔萨斯时代与近代经济之间的真正分界点。

尽管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系统和系统分析在经济学和经济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本书的工业革命故事中，以及在此后的经济表现中，系统充其量只有次要的直接影响。到公元1200年，英国和其他社会已经具备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强调的经济增长的所有必要的制度条件。事实上，当时的社会制度比现代高收入经济体更具刺激性:中世纪人的工作和投资回报高于现代人。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令人不解的不是为什么英国经济在中世纪没有增长，而是为什么税率极高、社会支出沉重的北欧国家没有崩溃。在经济增长开始之前，经济增长所需的制度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

这些制度确实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条件，但却缓慢而迂回，经历了数百年甚至千年。在此方面本书主张，新石器革命不但建立了定居农业社会及庞大的资产，更改变了加诸人类文化及基因之选汰压力的性质。公元前2000年的古巴比伦，表面上拥有与1800年的英国十分类似的经济结构，但介于两者间的年代深刻塑造了农业社会成员的文化，甚至可能还有基因。正是这些转变致使工业革命只能在公元1800年，而无法在公元前2000年发生。

为什么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为什么不是中国、印度或日本？本书大胆提出的答案是，英国的优势不是煤矿、殖民地、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而是制度稳定和人口增加的机会。特别是英国的制度最晚从1200年开始出奇的稳定，人口从1300年到1760年缓慢增长，富人和经济成功人士的生育能力惊人。由于这些原因，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首先嵌入了英国文化甚至基因。

中国和日本在1600至1800年的走向与英国一致：迈向一个体现勤勉、耐心、诚实、理性、求知欲及学习等中产阶级价值的社会。两国也都享有长期制度稳定及私有财产权。但它们走得比英国慢。大卫·兰德斯“欧洲文化较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说法是正确的。

中国和日本走不到英国那么远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上层阶级的生育率只比大多数人高一点点。因此，两国受教育阶层的孩子并不多。

举例来说，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武士，就能凭他在官僚制度中的位阶获得充足的世袭收入。尽管坐拥财富，但他们的生子率仅稍稍超过1。因此，虽然官僚职位的数量固定，他们绝大部分的子女仍能在官僚制度中养尊处优。画面转到中国，清帝国从1644年至1911年期间统治中国。他们的贵族凭借身份而富裕。他们生育的子女比中国平民多，但相差有限。

因此，正如社会习俗战胜了卫生、婚姻和教养，成为马尔萨斯时代欧洲人比亚洲人富裕的主要原因一样，这些因素似乎也为欧洲提供了更强大的文化力量。

无论其成因为何，工业革命在社会方面构成了深刻的影响。基于两大力量—技术发展的本质及人口转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工业革命后的成长大力促进了平等。虽然害怕人类会被机器吞没，但到目前为止，工业革命最大的受惠者是低技术性劳工。

因此，在前工业化农业社会，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通常进入地主或资本家的口袋，而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他们的收入一般不到四分之一。有些人可能会预计，技术的发展将大大降低低技能工作的工资。毕竟在前工业经济时代，整个阶层只能供给体力，短时间内完全被机械取代。尽管19世纪初仍有数百万匹马为人类服务，但到了1914年，大多数马已经从英国经济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蒸汽和内燃机。一旦他们创造的价值低于饲养成本，他们就注定要走向屠宰场。

大分流

这本书的最后三分之一将讨论为什么工业革命不仅促进了成功经济体内部的收入平等，而且导致了国家之间经济财富的巨大转移。为什么它创造了一个自工业革命以来少数国家享受前所未有的财富而其他国家每况愈下的世界？这种差异体现在时薪差距的扩大上。例如，2002年，印度服装工人的时薪为0.38美元，而美国土著工人的时薪为9美元。这是否意味着，当世界贸易组织消除剩余的全球贸易壁垒时，发达经济体将停止所有基本的制造业活动？未来富裕社会会面临反乌托邦吗——低技能工作的工资会降到第三世界的水平吗？

19世纪工业革命造成的技术、组织和政治变化，似乎都预示着它将如秋风扫落叶般，以改变英国、美国和西北欧的方式改变世界大部分地区。例如1900年时，埃及亚历山大、印度孟买和中国上海等城市，在运输费用、资本市场及制度结构等方面皆完全融入英国经济体之中。然而，在少数受惠国出现增长后，其他国家仍原地踏步，造成各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愈拉愈远。

这种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是一个难题，就像工业革命本身一样困难。这是对任何试图解释工业革命的理论的严格考验。这些理论能解释世界经济日益转向吗？

棉花业是早期富国与穷国皆有发展的少数产业之一。一项针对该产业进行的深入调查显示，大分流的解剖结构既复杂又出人意表，亦难以套用经济学家最爱用的解释—不好的制度、不利的均衡、不良的发展路径。事实上，在表现欠佳的经济体中，工人们真正为工作付出的劳动力很少。例如印度现代棉纺厂的工人，每小时的实际工作时间可能只有15分钟。因此在考量贫富国家的工资率差异之后，全球时薪的差距其实比表面看起来小得多。印度的时薪或许只有0.38美元，但它每工作单位的实际工资则高得多。和第三世界进行自由贸易对于美国低技术性劳工生活水准的威胁，并没有时薪水平暗示得那么严重。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固然可以转移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全球各地也能取得物美价廉的生产物资，但有样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复制，或无法大量复制，那就是在那些技术发祥地中，支持人们进行生产合作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难以复制似乎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很多社会历史悠久。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贾里德·戴蒙德指出，地理环境和动植物生态是决定性因素。欧洲和亚洲在经济上可以赚很多钱，今天仍然是最好的，这要归功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他们已经驯化了动物，欧亚大陆的延伸使驯化的动植物很容易在不同的社会中传播。但是他的论点有漏洞。在这个依靠工业化致富的现代世界，脾气暴躁的斑马和河马为什么会阻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工业革命不能帮助非洲、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南美洲摆脱长期不利的地理条件，更多地关注它们的落后？为什么公元1800年以前没有发展定居农耕的澳大利亚，会落入英国之手，成为发达经济体之一？

我们先前讨论过的物竞天择过程也有助于说明，欧洲、中国和日本在建立定居农业社会方面最初的优势，如何在后来的经济竞争中化为长久的文化优势。未经历过长治久安的定居农业社会的社会，无法立刻采纳较先进经济的制度和技术，因为他们的文化尚未适应高生产率的资本主义的需求。

但历史也告诉我们，即使在传统和历史相同的社会中，也会有经济能量充沛的地区和时期，也会有经济停滞的地区和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格兰南部和北部的经济财富发生了逆转。爱尔兰在比英国贫穷至少200年后赶上了；德国南部也超过了德国北部。

这些社会经济活力的变化在马尔萨斯时代就已屡见不鲜，迄今仍持续存在。不同的是，在马尔萨斯时代，这些变动的影响会遭当时的经济体系削弱。它们主要左右了人口密度。例如19世纪初期的波兰农场工人，据说比英国农工邋遢、懒散且好杯中物，但当时英国的生活水准只比波兰高一点，而波兰的人口则非常稀少。自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经济环境的差异就反映在收入水平的差异上了。

生产技术性质的转变进一步扩大了各国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波兰工人每小时务农的生产率不如前工业时代的英美工人，但质量也没那么差。经过两次筛选后，波兰小麦仍可在英国市场以全价零售。由于当时农业的重点是挖排水沟、施肥、脱粒，工人的态度就没那么重要了。

然而，在富裕国家发展的现代生产技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些技术是为受过训练、认真尽职、全心投入的劳动力设计的。产品会经过很多双手，而每一双手都有可能摧毁成品的大部分价值。个别工人的犯错率必须尽可能压低，生产过程才可能顺利。随着19世纪英国采用这些技术，工人的训练便备受关注。既然贫穷国家的工人欠缺这种纪律和投入的品质，为尽量降低差错率，现代生产体系就只有在对工人没什么要求时才可能实行。这个概念有助于说明印度等贫穷国家的纺织工人的努力程度为什么会低得那么离谱。雇用懒散的工人总比让机器闲置或生产出瑕疵品划算。

财富的增加和经济学的衰落

经济学被当成一种学科研究，始于马尔萨斯时代落幕前的数十年间。古典经济学确实能够精辟地描述当时的世界。但工业革命造成产能突飞猛进的结果，不仅让各国的贫富差距扩大，更损害了经济理论解释这种差异的能力。

因此，经济史学界出现了一个讽刺的现象。在大多数领域——天文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生物学和历史学——随着我们离开我们的时代、星球和社会，剩下的知识越来越少。我们已经知道遥远的雾中潜伏着奇怪的物体:类星体、侏儒种族、使用硫化氢作为能量的细菌。但是马尔萨斯经济学，无论多么奇怪，都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世界。前工业时代的生活水平可以从疾病和环境的数据中估算出来。不同社会之间的能量差异都被马尔萨斯时代的局限所消除。它们对生活水平影响不大。然而，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我们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新世界。我们很难用经济理论解释不同社会的收入差异，也无法预测任何社会的未来收入。贫富差距会被经济体制放大，而不是在当地的社会互动中被压制，从而导致丰收或饥荒。

在任何社会中，富人都比穷人快乐。然而，一如我们最早在理查德·伊斯特林1974年的研究报告中所见，自1950年以来，成功经济体中人均收入的迅速增长并未制造出更大的快乐。以日本为例，1958至2004年间，人均收入增长了近七倍，但人们自陈的快乐程度却不增反减。这证明了我们的快乐并非完全仰赖我们的绝对幸福水平，而取决于我们与参考群体的相对水平。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取得更多收入、买更大的房子、开更名贵的车来让自己更快乐，但这种快乐往往会损害那些收入低、房屋简陋、汽车破旧的人的利益。金钱确实可以买到快乐，但那种快乐是从别人身上转移过来的，而非在总体水平上额外增加的。

既然我们的祖先大多是在前工业世界更进取、经济成就高于同辈的奋斗者，或许上述研究结果还反映出马尔萨斯时代另一个文化或生物学上的影响。那些知足的人可能已经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达尔文挣扎”中遭到淘汰。在马尔萨斯时代的经济体中功成名就者，其动机很可能是想拥有比别人更多的东西以获得快乐。现代人则可能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嫉妒者已经继承了地球。

由于我们的祖先大多是前工业世界中更具侵略性的奋斗者，经济成就也高于同龄人，或许上述研究成果也反映了马尔萨斯时代的另一种文化或生物影响。那些满足的人可能在公元1800年之前的达尔文斗争中被淘汰了。那些在马尔萨斯经济中成名的人可能比其他人想要更多的东西来快乐。现代人可能永远不会满足，嫉妒的人继承了地球。

本文摘录自《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格里高利·克拉克着，洪世民 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本站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