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乐大典 高树伟｜读巴黎新见两册《永乐大典》记

前不久收到朋友的微信，提醒我近期会有两卷《永乐大典》，请我关注。果然，不出几天，两卷本《大典》，以2268-2269卷的《虎子》和7391-7392卷的《虎子》，出现在法国巴黎的德罗特拍卖行。与此同时，这条新闻和一些照片被发送给中华书局编辑张先生。经张先生认证，确认这两份《大典》是史无前例的，拟转告先生，祈求国家图书馆购回。北京时间昨晚晚些时候，这两卷《大典》在比桑·勒弗拍摄。经过十几分钟的竞价，最终以640万欧元的价格拍出，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说来也奇，近一月内，我接触的有关《大典》的新消息，至少有三个，且都比较重要。其余两个，一是国内某知名出版社有意启动现存《大典》的点校整理及数字化项目，有望推动对《大典》的深入研究及辑佚；二是通过出版社一位友人，得知河南某私人祖上曾藏有一册《大典》，捐给图书馆后不知所踪。为此还在成都熙攘的春熙路上接过一个长长的电话，听那位朋友模糊叙及此事来龙去脉。

《大典》保存了大量宋元时期的佚书，被誉为“佚书之源”，在文史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大典永乐本整体消失，不见一张纸。它的下落成了一个谜。《嘉靖》抄本遭遇庚子之变，大部分被烧毁。如今散落在吉光，成为中华民族记忆中一段难忘的悲情历史。正因如此，大店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今年，当庚子再次相遇时，大典的副本第一次出现在拍卖行，并且以如此高的价格售出，一时成为热门话题。这两卷《大典》是否值得如此高价购买，它们的来历，书中的禁忌，引用古籍的情况，都引起了热议。

拍卖行的几位朋友想听听我对这两册《大典》的意见，陆续传来四十余张照片。翻读奇书，在闷热的西南旅途中感到无上清凉。近几天，在路上用手机断续读相关新闻、审视零散照片，与友人讨论，自信对这两册《大典》及所涉问题已约略有了些把握。同时，也注意到媒体报道对这两册《大典》的认识仍有不少偏差。现就我手边收集到的材料，从几个角度谈谈这两册《大典》的价值及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在我得到的照片中，有这两卷大典书籍和许多内页。仔细检查书衣，如张陈石先生所说，是“挺旧的，饱经风霜的”，书衣好像被烟熏过，有疙瘩。查《永乐大典目录》、《四库库存永乐大典目录》和书末子页清单，通过开本、包装、书衣上黄色标签、按韵排列、手绘绢柱、上下边框及版心附近针孔、避免内叶贴方形黄绢，都没有问题。可以断定，这两卷《大典》无疑是明代嘉靖的摹本。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湖字那册。有一张歪斜的照片，那半叶双行小字中有“七年定海县黄■■与沾利之民诉于省台”句，■■处以黄绫覆之。观上下文句，“黄■■”应属人名。起初，我以为这两处应是避讳朱棣的“棣”字，就把两个“棣”字填了进去，此句变作“七年定海县黄棣棣与沾利之民诉于省台”，“黄棣棣”作为名字，总觉有些怪异。经友人提示、检索，确认此句源出《四明续志》卷四“花屿湖”条，原文作“七年定海县黄国瑞与沾利之民诉于省台”。“国瑞”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字，此二处黄绫，应即避讳朱元璋“国瑞”二字。此前，囿于闻见，我仅知《大典》避讳朱棣的“棣”字，还没见过避讳“国瑞”的卷册。由此引出颇多问题，永乐正本的避讳情况如何？避讳方式，嘉靖副本是否与正本全同？副本涉及嘉靖皇帝名字的地方是否也贴黄绫避讳？

清乾隆年间，四库馆从《大典》辑佚古书时，已注意到《大典》避讳“棣”字，对此有较为细致的描述，如翁方纲翻阅《大典》时，即注意到“每遇棣字用黄绫粘贴”。此后，胡适也注意到《大典》避讳“棣”字，还专门为此写过一篇短小的笔记。

清代乾隆年间，四库藏书楼在编纂《大典》佚书时，注意到大典回避了“地”字，对此有详细描述。比如翁方纲读《大典》时，就注意到“每次地二字都贴上黄绢”。此后，胡适也注意到“大典”回避了“地”字，并为此写了一封短笺。

《永乐大典》避开了“地”字

明朝避讳很宽，但成祖名棣，臣下因避“无棣”地名，见于陈垣的《史讳举例》。

在《永乐大典》清水篇中，无棣沟下有九处，所有的“地”字都是墨格。

又《大典》济水篇“南北二棣城”“公会于城棣”，棣字也作墨方块。则所讳不限于“无棣”也。

胡适先生所见《大典》卷11129-11130水字册应属影印本，虽不可能调阅这册《大典》原件，但据此前目验的其他卷册避讳方式看，上文所引笔记中提及避讳字处的“墨方块”实为方块黄绫。影印以后，一眼望去，像极墨钉，这也影响了胡先生对《大典》具体避讳方式的判断。整体而言，《大典》是否遇“国瑞”“棣”都以贴黄绫方式避讳？“国瑞”“棣”所贴黄绫下，是否曾挖补？这两处避讳是否为鉴定《大典》嘉靖副本的必要条件？以上种种，因关涉对《大典》正副本的鉴定及具体认知，须仔细研究。

胡适先生的《大典水字书》应为影印本。虽然不可能读《大典》原著，但根据此前查过的其他卷本的禁忌方式，上述引注中提到的“墨方”其实是一方黄绢。影印后，乍一看像是墨钉，也影响了胡先生对大典具体避讳方式的判断。总的来说，大店遇到“郭蕊”“狄”是否是贴黄绢的禁忌？你挖过“郭蕊”“狄”贴的黄绢下面吗？这两个禁忌对鉴别《大典》嘉靖本有必要吗？以上种种，因为都关系到对《大典》正本的认定和具体认知，需要认真研究。

通过对全文数字化的815卷《大典》数据库中的“”、“地”二字进行查考，发现其中也有几个直言不讳的案例。简单证明如下:

“棣”字：卷14838“慨后世常棣之诗废”。

“郭蕊”一词:卷914《墨郭蕊》、卷6697《陈国瑞》、卷7890《陈国瑞》、卷7893《刘国瑞》等。

以上“棣”字及“国瑞”二字，皆未贴黄绫避讳。另外，卷14382霁字韵寄字下引诗《寄扬州成元璋先生》，其中“元璋”二字也未讳。副本中这些不讳的现象，不禁让人揣想《大典》永乐正本的避讳情况。这几处地方，如果永乐正本也是空而不书、覆以黄绫，而副本悉照正本抄录，恐不至于擅自填字。正、副本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颇能引人遐想。

以前在国家图书馆看盛典展览的时候，看到大玻璃柜里有很多副本。对此，我还是有些模糊的印象。透过玻璃，你可以在一些打开的《大典》副本中看到散落在页面上的黄色丝绸的分散方块。它们已经从最初的空白色禁忌词中被取代了。所以我觉得在编《大典》的时候，要综合考虑。每次“地”字是空而不是一本书，都要用一条方形的黄绢覆盖，事后挖出“地”字，再用黄绢粘贴。当然，由于《大典》体量巨大，其内容富含四佛四道，而且也是人工临摹，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必然有所遗漏。以上例子，本应避讳直言，正是这种遗漏的体现。

由此可见，贴黄绫与否绝非鉴定明嘉靖副本《大典》的必要条件，仅可作鉴定之一助。明嘉靖副本《大典》的鉴定原则，仍应归为最基本的三条：其一，体例应与现存《大典》相符，即以《洪武正韵》为基础分韵编排；其二，应与现存《大典》副本的物质形态一致，具备如手绘栏线边框、针孔等特征；其三，其韵字及分册情况应与现存姚元之抄本《〈永乐大典〉目录》及四库馆《〈永乐大典〉点存目录》相符。以上三条，适用于鉴定《大典》明嘉靖副本单册或零叶，缺一不可。此外，如果是完整的单册，嘉靖副本册末均有该册录副人员署名页，这也是《大典》副本鉴定的基本标准之一。

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可以随便拿一本《大典》。即使是新发现的副本，也不用打开。我只看一眼书的标签，然后就能大致判断这本书流散的时间和书籍的大致介绍。朋友觉得神奇的原因是什么？虽然《大典》没有十分之一，但幸运的是，《大典》仍然有两个目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目录有两种，一种是《永乐大典目录》，另一种是《四库馆永乐大典目录》。后者是清代乾隆年间四馆查点大典的记录，固定了乾隆年间大典卷的存放细节。基于这个目录坐标，可以大致转移一些卷的分散时间。前者通过复制、出版、雕刻等方式得到了完整的保存。《永乐大典目录》体例平仄分韵，先列韵部，后列韵词，末列目。根据最后一项，我们可以推断出引经据典的大致风格，为我们理解《大典》的各卷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体系。基于此，虽然《此湖》和《悼亡书》两卷的内容都没有见到，但通过查阅《永乐大典目录》，结合零叶照片和相邻卷的内容，可以推断出被引书籍的大致情况。

四库馆《〈永乐大典〉点存目录》对此二册都有着录，未注缺佚。可见，一直到雍正年间，这两册《大典》仍沉睡在北京南池子大街皇史宬四围橱簏的金匮黄袱中。雍正年间，才随其他副本一起，从皇史宬移至翰林院。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馆臣还可以看到这两册。

核《永乐大典目录》，卷2260-2292是湖字。根据各卷下标注的项目，这三十三卷所引古籍的等级大致如下:湖名1-12、诗文、湖州府1-18等。新发现的第2268-2269卷《湖字书》属于《湖名九和十》的第一部分。《虎子书》引用的方志相当多，其中有一些失传的古籍，如《袁遗通志》引在“越吉湖”和“罗星湖”两项之下。此前，赵万里先生编辑的《袁艺通志》，可以利用《大典》所引《袁艺通志》，很可能未能看到和利用本卷《大典》所载的佚文。由此可见，这本胡字书对于宋元时期佚文方志的编纂和复原是非常重要的。

《大典》卷7340-7505为丧字，此一百六十六卷征引古书的层次，排比如下：历代丧礼、事韵、议丧、五经四书诸儒言丧、诗文、《礼记》相关篇目、《仪礼》及《仪礼经传通解》相关篇目。由《目录》可见，《大典》丧字卷目的引书层次相对清晰。此次新发现的卷7391-7392属于第一部分“历代丧礼”中“国朝成穆贵妃丧礼、谢妃丧礼”后的“国恤”。丧字册首半叶，即以朱笔标示“杜佑《通典》”，征引“讣奏”中的“皇帝为外祖父母举哀”。卷7391末叶为《政和五礼新仪》“皇帝遣使吊诸王以下丧”。这两卷《大典》征引礼书，所见有《通典》《政和五礼新仪》等。此外，友人所传照片中，还有一叶引及永嘉叶起《丧礼会纪》。叶氏此书久已亡佚，世间仅存虞集跋及《大典》征引残篇，稍可观其大概。据此新见丧字册所引，可丰富对诸如《丧礼会纪》等已亡佚礼书的认识。因尚未阅其全部，对其中是否还引及其他亡佚古书，仍抱有极大期待。要全面讨论此二册《大典》的价值，须见到全部内容后深入开掘。

另外，蒙古的好朋友向轩先生告诉我，张国干的《永乐大典地方志编纂》引用了新见的2268-2269卷的内容，这两个引文如下:

其一、《南徐州记》

琅琊县城“南徐州”说:渡河南岸的蒲州津有琅琊城，现在句容县有琅琊，也是它的地方。

前有张氏案语云：《大典嘉定镇江志辑本》引《南徐州记》凡一条。《隋唐·经籍》二：“《南徐州记》二卷，山谦之撰。”《两唐志》同。

二、《吴》

锦墟 《吴兴记》云：山有花卉，村多海棠、蔷薇、红踯蠋、朱藤，二三月发，名为锦墟。

前有张案说:《大典》《吴兴志》等，湖州府引《吴》二十二篇。《大典》金千山所引“武”已入晋。唐代的又叫吴。我在此记录那些在陆羽笔记之后没有被他们写过的东西。

以上所引两条，标示出处皆为卷二千二百六十九，正是此次巴黎新上拍的湖字那册。仔细审看两条引文内容，其中并没有“湖”字。张着案语称，这两条引文分别出自《大典嘉定镇江志辑本》《吴兴志辑本》。《嘉定镇江志》确曾有《大典》辑本，有标注卷数出处的原辑本恐怕已不知所踪，不知张着引文所据。

关于嘉定镇蒋智的传世版本，刘文奇在《嘉定镇蒋智校勘序》中说:“盖原书久亡，后人有永乐大典记载，故卷数缺失，各书总标题不旧。”当时《大典》编纂的书籍相当多，没有上交，《四库全书》被没收，不列入目录。嘉定镇的《蒋智》一书可能就在其中。对此，苗孙权的《永乐大典考》也指出，“宋元时期的《镇江记》、《奉天道》、《九国志》等已编而未呈者，亦复得不少”。

关于宋元《镇江志》，今所见有《宛委别藏》所收《嘉定镇江志》、《至元镇江志》抄本、《宋元方志丛刊》所收道光包景维刻本。核阮藏《嘉定镇江志》抄本，其中也引了“琅琊郡城”那条：“《六朝事迹编类》于‘琅琊郡城’之下引《南徐州记》云：‘江乘南岸蒲州津有琅琊城，今句容县有琅琊乡，亦其地也。’按此则高平乡平昌乡与琅琊乡实相类矣。”

阮元曾委托父子校勘，但刘怀疑嘉定镇的和致远镇的都是大典记载，没有详细论证。他从综合校勘结果推断，“疑二书亦录自《大典》，馆官曾见其为未经编辑之书，故有被袁志所破者，有被袁志所惑而为宋智所入者，有被分注误以为文者，有被佛教杂入总类者”。查《大典》现存不全卷，其中引用《镇江实录》。朱碧标注的题名有两个，一个是《嘉定镇江记》，一个是《镇江记》。匆匆翻看阮臧《嘉定镇蒋智》手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十七、十八卷《人物志》中有十五、六篇人物传记，结尾有“加”字。重新审视现存的《大典》残卷、现存的《陈子策》卷3149、《李子策》引卷10422、《陈东李家杰传》两卷，正好可以比较。具体来说，以李家杰传记为例，大典引用嘉定镇蒋智后，用双线小字引用了“姚苏送他去胡涛”等词语。阮臧在嘉定镇的《蒋智抄本》也保留了双线小注的形式，末尾标有“曾”字。

今传宋元两《镇江志》抄本的部分内容大概源出《大典》，《大典》朱笔标示的“嘉定镇江志”“镇江志”或即二书之分殊。如阮、刘二人所言，《嘉定镇江志》抄本“体例未协”“脱文错简”，颇多淆乱。其文本源流，仍须细考。与此类似，《大典》某些卷册虽已灭裂，历史上曾有辑本，原辑本亡佚，又有辗转传抄之本，由此衍生出的文献堆叠层累，要辨清它们的幻化面目，也不十分容易。

欣阅奇书的同时，闻此二册已被私人藏家拍走。如这位大藏家未来计划捐赠图书馆，我还要表达一点小小的担心。国内虽收藏有现存大部分《大典》，也拥有足够实力将其数字化公之于众，但囿于图书馆的管理环境，在为研究者提供《大典》原件阅览、推动《大典》数字化传播等方面，反倒不如抢我们古书的欧洲，不禁感慨。相较而言，书格未曾先生并没有那么多资源，仍以一人之力把海外收藏单位已公开的《大典》高清电子本做了专题整理，可自由观览。

在读奇书的时候，听说这两卷已经被私人收藏家拿走了。如果这位大收藏家将来打算捐给图书馆，我想表达一点担心。虽然现存的大典图书大部分都是国内收藏的，并且有足够的实力将其数字化并公之于众，但由于图书馆的管理环境，在为研究者提供大典图书的原版阅读，促进大典图书的数字化传播方面，还不如抢夺我们古籍的欧洲。相比较而言，舒格布先生并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他还是对海外藏家一人出版的《大典》高清电子书做了专门整理，可以自由查看。

我经常想，如果我有这么多钱，我这次就买了这两卷，给还是不给是其次。我要仔细考虑如何把这两卷《大典》扫描得漂亮，小心翼翼地扔进互联网海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由阅读、学习和辩论。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活在更多人的记忆里。如果这两卷《大典》有什么感知的话，大概是不想在法国巴黎一瞥，而是回到古代中国，渐行渐远。

附录：《〈永乐大典〉目录》湖、丧字册卷次事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