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糅 计迎春：现代中国家庭关系如马赛克般杂糅︱我们这个家

季迎春说，即使我们有全面的福利政策，也不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女性优先结婚或生孩子。本站黄色桅杆图

对于一个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出过远门的乡村高中生来说，“大学”、“专业”都只是一些模糊的名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与社会学结缘是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她在中学老师的介绍下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学，并接受了老师的建议，选择了这个专业。

进入大学后，随着学科知识的深入学习，季迎春开始对社会学产生了真正的兴趣。“我希望通过我的研究，能让大家多了解一点我们的社会，然后我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下海”成为了一种趋势，还在大学校园读书的计迎春发现，很多人纷纷在浪潮中捞到了第一桶金。她与好友不免也在讨论毕业后究竟是跟随趋势去从商，还是继续求学之路。“我发现我对金钱的喜欢好像比对学术的喜欢要差那么一点。”也正因为此，计迎春一路在社会学领域不断探索，开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选择研究方向，其实就是你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教授的研究兴趣的匹配。我当时感兴趣的是人为什么要结婚？婚姻制度是人类社会不可改变的制度吗？这个制度和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有什么关系？”

怀揣着这些问题，计迎春在加拿大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开始关注生育率和避孕行为，之后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的研究主题转向了婚姻行为，探究普通人结婚成家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在对“剩女”问题有所涉猎之后，她开始真正进入了性别研究的领域。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

季迎春对性别研究的浓厚兴趣源于她在一年一度的美国人口大会上关于初婚年龄的学术报告。当时，一位英国教授在会后与她就报告的主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季迎春论文的结论表明，中国女性结婚早，结婚率比男性高，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这一现象影响不大。“她指出，这篇论文的发现与她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的关于‘剩女’的文章不一致。”因此，季迎春开始关注中国社会婚姻家庭中的性别问题。

“我发现，研究中国的婚姻家庭离不开对性别问题的深刻理解，而研究中国的家庭和性别问题，离不开对中国转型社会的特殊情境的理解。”计迎春在理论研究中发现，很多西方的人口、婚姻、家庭理论是在西方的情境下发展起来的，在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发展出的不同理论也往往只能解释当时的现象，这些理论对于中国转型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很多人口与家庭现象有“隔靴搔痒、药不对症”的状况。

“作为一名研究家庭、性别和人口的学者，我希望我的故事不仅仅是另一个直接用西方理论和概念讲述的中国案例，而是一个在有意义的中国语境下，用本土理论或概念讲述的中国故事。”

基于这样的思考，计迎春在2017年于法文期刊Temporalités上首次发表了“马赛克家庭主义”这一概念，从家庭理论入手探讨中国转型社会的复杂现代性。

现代中国家庭制度是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体

本站：您最近的研究方向转向了马赛克家庭主义，这个概念具体指的是什么？

季迎春:马赛克家族主义是我在2017年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和理论。近年来，我一直在发展、修正和丰富这一理论。为什么叫马赛克家族主义？从视觉上讲，马赛克是不同元素和颜色的混合图案。我觉得现代中国的家庭关系就像马赛克图案一样。传统与现代元素在中国的家庭体系中共存、混合、交织，发展出新的东西。传统大家庭重视的代际关系对现代中国家庭仍然很重要。与此同时，家庭结构、关系和互动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传统父权制的削弱、父系和母系的同等重视，以及更平等和亲密的代际关系的发展，导致了一个

这个家庭理论其实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有很大的关系，我这里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家庭关系的动态，浓缩并构成了中国的传统现代并存的复杂现代性，中国家庭制度的变迁，则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缩影和一个组成部分。

为什么家庭制度的变迁是中国现代性的缩影和组成部分？

计迎春：表面看我们是在讨论中国社会家庭制度发生的变化，实际反映出的是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现代性特点，体现了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现代性的复杂性和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探索也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或现代化理论的挑战。在西方话语体系中，传统与现代往往具有二元对立或线性发展。传统更多的是一种“残余”，注定会消失。它对人们的生活没有指导意义或系统的借鉴意义，而现代性是继传统之后必然发生的现实。

我的研究背后是想阐述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现代性：传统和现代并存。我们的社会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依然有传统文化规范，以及遵循这种规范的实践的大量存在，传统在中国社会里不仅不是一个“残余”，甚至还对塑造中国人的时代精神风貌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既然现代中国的家庭关系与西方大不相同，你认为中国有可能逐渐演变成西方的松散家庭关系吗？中西家庭关系有相似之处吗？

计迎春：虽然说我们认为是中国特殊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社会家庭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也跟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市场经济具有风险性和难以预测性，家庭成员为了规避风险会倾向于抱团取暖，在经济上、情感上、精神上同舟共济，互助共生。

虽然中国的家庭关系有其独特性，但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模式。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扩张使整个世界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和经济下行风险的增加，全球稳定、高薪和有保障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在发达国家中，年轻人失业或者离婚也会回到父母的家庭中去。以美国为例，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的代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比以前更重要了一些。特别是有研究还发现，在美国，一些高收入阶层可能会对稳定的亲密关系和家庭关系更为看重和倚赖。

根据你的观察，现代中国社会家庭模式的具体形式是什么？代际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计迎春：我们现在的家庭模式呈现出一种代际亲密共生、双系多核的家庭体系。首先，这个家庭体系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性别维度，不同代际女性的照料和情感连接是这个家庭模式运作的动力和粘结剂。其次，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父系家庭结构传统，但在现代的家庭模式中，出现了父系与母系双系并重的新趋势，父系的地位有所削弱，母系的地位出现了上升，出现了一种双系多核的模式。再次，小家庭跟自己上一代的关系更紧密了，呈现出一种互相帮助、依赖的局面。代际的互动主要体现在金钱、情感和照料这几个方面，特别是不同代际的女性在照料和情感上的互相支持推动了这种新型的家庭模式的出现。

你为什么提到钱？中国代际关系的一个特殊性就体现在这里。西方的亲密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倾诉和表达，也就是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纯粹的关系”。但是在中国，金钱也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比如我的研究中，有女性提到给父母钱，他们会很开心。他们可能不会用这笔钱，但他们仍可能用在孩子身上。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重要的是老人感受到女儿的关心和孝顺。他们关心的是这种情感，而不是金钱。这里注意，金钱是一种表达情感和孝道的方式，不同于西方日常生活中“我爱你”的表达情感。

本站：所谓传统与现代的杂糅，在家庭中是如何体现的？

季迎春:传统与现代的并存，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上反映了中国转型社会复杂现代性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在家庭生活的微观层面上反映了传统规范与现代实践的并存，如新性别习俗与传统宗法家庭规范的交叉与碰撞。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出现一些新的规范，比如男女平等意识以及家庭中女性地位的提高，或者双系家庭实践的出现和增加。比如不同地方出现的两头住、并家婚、两头带、两头姓等各种富有创意的现代家庭行为。这些新实践、新规范对中国社会的父权传统造成了革命性的冲击。

另一方面，传统模式依然存在。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照顾、养育子女、养老的过程中，不同世代的女性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责任，女性和她们的母亲或者女性和婆婆在努力工作，这似乎是对传统父权制的重申和表达。事实上，不同世代女性之间的情感和关爱关系，在促进双线多核心家庭体系的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站：目前中国女性在家庭中还是承担了很多责任，那么中国正在实行的全面二孩政策会不会在客观上使得更多女性回归家庭？

季迎春:我们应该反思的第一件事是，为什么女人要回去？为什么每次工作家庭发生矛盾，社会都期望女性回归家庭？女人为什么要照顾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出现的双系多核、代际共生的马赛克家庭其实就是对于这种日益增长的家庭负担的一种策略性的回应。只依靠一个职业女性是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么多的家务、育儿、照料方面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上的付出，她需要父系这边的公婆，也需要母系这边自己的父母亲的支持帮助。

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会帮助员工承担一些照顾和社会再生产的责任。然而，市场经济繁荣后，随着单位的衰落和减负，照顾责任再次市场化，回归家庭。我们要注意的是，把这些责任还给家庭，并不一定意味着只应该落在女性身上，但现实中，这个责任还是落在了女性身上，这与中国社会传统的性别规范有很大关系。

其实客观来讲，女性的回归并不一定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之所以有这样的社会期待和实际结果，是因为长期积累的社会结构、制度性因素和传统文化共同发挥了作用。现在我们如果想从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寻找一个出路，就需要打破一些旧有的观念。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女性回归家庭能否带来生育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其实不是。因为女性正处于生育年龄阶段，尤其是有两个孩子的阶段，她们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劳动力。她完成了教育培训，在就业市场接受了相对完整的培训，是未来社会经济生产力的核心力量。

如果这样的女性回归家庭，首先会出现高质量、成熟劳动力的浪费和缺失，而她的孩子长大成为一个这样的成熟劳动力又需要十几年、二十几年。而且她长期在职场的缺位可能使得她没有办法顺利回到劳动力市场，或者她回到了职场也失去了当初离开职场时的优势，以后她的职业趋势更可能会下行而不是上升。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对人力资源的重大浪费。

新的实证研究表明，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下降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下降。因为她不在劳动力市场，对GPD的经济活动没有直接贡献，所以她对经济的直接贡献减少。当然，她的无偿工作也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但她可能得不到应有的社会认可和经济回报。

而当其他女性看到这种情况，她们会用脚去投票，从而影响到她们自己婚育的决定和时间。实际上这正是东亚社会，比如日本、韩国、台湾，出现晚婚、不婚和超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支持福利政策应纳入性别观点，并关注那些想要孩子但有顾虑的人

本站：中国传统的性别规范会驱使女性回归家庭，但是女性的回归其实并不一定真的能提高生育率，也不一定对经济发展有利，那么中国目前在制定人口政策的配套政策时应该如何回应这种矛盾？

季迎春: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发达国家几十年就走过了几百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还很不完善。虽然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建立这个制度，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各地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整体福利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育儿和养老是社会再生产中非常核心的问题，每个社会都要面对，也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的本质就牵扯到，我们在社会中怎么去看待社会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的职责由谁来承担？

美国社会采用非常市场化的模式，照顾和社会再生产的责任很大程度上交给了市场。然而，在西欧和北欧，这取决于社会福利制度，例如建立足够的托儿设施和提供慷慨的托儿假期。北欧尤其走在世界前列，他们特别关注具有性别观点的人口和家庭政策和措施。中国社会现在正面临这样的困境。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建立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特别是我们需要对自己社会的家庭关系和它的变化有透彻的了解。比如，我们现在想提高生育率，出台了二孩政策。但最重要的是，人口政策出台之后还需要有很多配套政策跟上。

我认为，在制定人口政策时，应该注意纳入性别观点。比如，在产假政策上，北欧采用的是男女都享有的探亲假模式。如果一方不停止休假，它可能会被收回。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鼓励男性休这个假。这是一项具有相对平等的性别观点的政策。

我们来假设一个没有包含性别视角的产假政策设计，它给生了孩子的女性三年假期并且保证支付80%的工资。这看起来好像充分保证了女性的权益，但是当她三年后回归劳动力市场，她的竞争力会怎样呢？而且，如果没有配套的支持和完善的成本分担制度，可能市场上的性别歧视还会加剧。那么一个恶性的循环是，女性在市场上遭受更多的性别歧视和职业瓶颈，在家庭中男女的性别分工更为固化。

再看三年的育儿过程，男方没有放假，经济责任加重，所有的家庭事务都变成了女性事务，这会对家庭权力的分配和分工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的政策基本上会把照顾变成女性的责任，固化了以往性别不平等的社会规范，不仅无助于促进性别平等，还会阻碍女性在职场的晋升。

另外在中国的情境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家庭困境总是离不开代际的帮助，那么配套政策可能就要跟我们独特的双系多核、亲密共生的代际关系联系起来。

例如，当一对年轻夫妇在一个城市时，他们可能需要一个老人来帮助他们的孩子。政策应该如何支持这个家庭？这个老人可能是从一个偏僻的地方来到这个城市的，他的生活已经被连根拔起。他如何在帮助城市抚养孩子的同时，拥有自己的娱乐和健康管理室空？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制定政策时加以考虑。

本站：如果合理的配套政策跟不上，会有怎样的后果？

季迎春:一些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可能会增加，女性在家庭中的负担也可能会增加。甚至，一些妇女可能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庭，因为社会保障和支助政策以及护理设施不能满足她和她的家庭的要求。但这些女性的决定和后果会影响其他未婚或只有一个孩子的女性的决定和行为，最终的结果可能是难以促进生育率的增长，影响经济发展。

本站：国家出台的政策对于整体的生育意愿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吗？

季迎春:我们的二胎政策针对的是人口红利下降、生育率长期偏低、老龄化快速发展，但从数据来看，前两年新生人口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目前看来，这种增长后劲不足，不可持续，生育率下降或生育率持续偏低可能仍是长期趋势。

也就是说不是有了这个政策大家就都去生孩子了，这个和开自来水龙头不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进行的社会中，生活成本很高。对于中产和工薪阶层来讲，一个家庭需要两份收入，光靠一个人工作基本无法养活一大家子。所以当个人和家庭在承担社会压力出现困难的时候，就需要社会去支持，需要各方去分担，这才是国家政策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

生育意愿基本上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任何一个国家生育率的提高都不取决于单一的政策要求。政策能做的一部分是，当一些人想活，但因为很多客观困难而选择不活时，政策可以帮助和支持这些人。政策做不到的是让不想生孩子的人。

因为中国目前的育儿的成本非常大，再加上养老的成本也不小，所以我们的家庭才发展出双系多核、代际共生的马赛克家庭模式。这就会直接影响到生育意愿，也使得普通家庭难以负担二孩的生育和照料成本。

这个网站:现在有些女性有顾虑，选择不要二胎，甚至不要孩子。他们会不会对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有一些考虑？

计迎春：当女性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赢得了一定的经济独立时，如果传统婚姻制度对她的个人发展可能有负面影响，那么她的教育和经济状况可以支持她做出一个相对独立、理性的选择：她可能会优先考虑个人发展而不是进入婚姻。

这里的情况是“要不要结婚”和“什么时候结婚”，随之影响的是“要不要生育”和“什么时候生育”，而生育的时间会影响生育率。

在人口学中，时期生育率不仅和女性生不生孩子有关，还和人口结构以及什么时候婚育有关系。结婚晚的话，生多个孩子的概率就不是很高，人口更替的速度也就大大变慢。韩国和日本就是这样，经济高度发达，但是生育率不高。在日本，已婚夫妇的生育率并没有很低，但是因为很多人不结婚或者结婚很晚，社会整体时期生育率就出现了偏低的情况。

我们以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客观上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如果独生子女家庭只有一个女儿，父母自然会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她身上，这将促进女性更高的教育和经济成就。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更容易追求平等，期待更平等的家庭关系。而且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可以增加她的经济收入，所以女性在家庭中有更大的协商权，可以和男性平等地做决定。

那么如果我们目前的婚姻制度还是支持一种相对传统的性别关系，就可能会使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特别是90后、95后的一代，对“是否结婚”和“何时结婚”产生疑虑甚至退却的心态。这种情况早已经在我们的东亚邻居日本韩国的身上出现。我们发自灵魂的拷问就是，中国新一代的女性会不会和我们的邻居们做出相似的决定？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有很全面的福利政策，但是如果客观上不利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没有帮助消除性别不平等，那么更多女性可能会优先考虑自己的个人发展而选择不结婚或者不生孩子。因此这些福利政策不仅会影响已婚女性去决定要不要生孩子以及生几个孩子，还会影响未婚女性去决定要不要走入结婚、要找什么样的结婚对象、以及什么时候结婚。